在兵荒马乱的古代社会中，军事家用兵如神，百姓茶余饭后的谈资便是战场上的生杀成败。但在如今的太平盛世中，却有“用药如用兵”的神话。清徐大椿《医学源流论》中对于“用药如用兵”有着很精彩的阐释——

　　圣人之所以全民生也，五谷为养，五果为助，五畜为益，五荣为充，而毒药则以攻邪。故虽甘草、人参，误用致害，皆毒药之类也。古人好服食者，必有奇疾，犹之好战胜者，必有奇殃。是故兵之设也以除暴，不得已而后兴;药之设也以攻疾，亦不得已而后用。其道同也。

　　故病之为患也，小则耗精，大则伤命，隐然一敌国也。以草木之偏性，攻藏府之偏胜，必能知彼知己，多方以制之，而后无丧身殒命之忧。是故傅经之邪，而先夺其未至，则所以断敌之要道也;横暴之疾，而急保其未病，则所以守我之岩疆也。挟宿食而病者，先除其食，则敌之资粮已焚;合旧疾而发者，必防其并，则敌之内应既绝。辨经络而无泛用之药，此之谓向尊之师;因寒热而有反用之方，此之谓行间之术。一病而分治之，则用忧可以胜众，使前后不相救，而势自衰;数病而合治之，则并力捣其中坚，使离散无所统，而众悉溃。病方进，则不治其太甚，固守元气，所以老其师;病方衰，则必穷其所之，更益精锐，所以捣其穴。

　　若夫虚邪之体，攻不可过，本和平之药，而以峻药补之;衰敝之日，不可穷民力也。实邪之伤，攻不可缓，用峻厉之药，而以常药和之;富强之国，可以振武也。然而，选材必当，器械必良，克期不愆，布阵有方，此又可更仆数也。孙武子十三篇，治病之法尽之矣。

　　我们都知道中医有针灸疗法，对刮痧疗法也并不陌生，一根小小的银针，扎在身上就能治病，这的确很神奇。早在秦汉时期，人们就绘成针灸腧穴图。南北朝和隋唐时期的针灸穴位图进一步发展，一般绘成正面、背面和侧面三种，有的图还带有彩色，以标记不同的经络走向，易于辨认。唐代的太医官在教学时，基本上就是先在针灸腧穴图上讲解，然后再在人身上实习、具体操作。然而，针灸腧穴毕竟还是绘在纸上的平面图，估计有时也不容易弄得准确，这是通过唐代十分发达的医学教育之后，人们得出的一个结论。

　　直到宋朝，才出现了仿人体塑造而成的针灸铜人。针灸铜人慢慢成了后来经络腧穴教学不可缺少的教具。明清等朝陆续制作了不少这样的铜人。清政府令吴谦等人编撰《医宗金鉴》，为鼓励主编者，曾铸若干具小型针灸铜人作为奖品。这批针灸铜人现在上海中医学院医史博物馆藏有一具，系女性形状，高46厘米、实心，表面有经络腧穴，但造型欠匀。中国历史博物馆亦藏有一具针灸铜人，高178厘米，为晚清制造。

　　也许针灸并没有那么神奇，毕竟人都是五脏六腑奇经八脉。但以柳接骨——直接把自然界的不相干的物种拿来嫁接到断裂的人体上，听起来还是有些玄之又玄。

　　在傅青主《金针度世》一书中就有关于柳枝接骨的记载：把剥去了皮的柳枝整成骨形，柳枝中间打通成骨腔状，然后放在两段碎骨头的切面中间，代替被切除的骨头，在安放时，木棒的两端和骨头的两个切面都要涂上热的生鸡血，再把一种能生长肌肉的“石青散”撒在肌肉上，把肌肉缝好，在接合部位上敷上接血膏，夹上木板以固定骨位，便大功告成。

　　植入骨中的柳枝，会渐渐被钙化，成为骨骼。

　　可见，中医很神奇。从流传几千年的针灸、推拿，到拯救数百万人生命的抗疟药物青蒿素，中药作为中华文明的杰出代表，不仅为中华民族繁衍昌盛作出了卓越贡献，也对世界文明进步产生了积极影响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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